新西伯新奥尔良远古多学科综合商量方法研究与

作者:文物考古

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德国考古研究所欧亚部、新西伯利亚州立大学共同主办的“考古学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最新发展及前瞻”国际性会议,于2015年6月22-26日在新西伯利亚周边的壮士歌渡假村 举行。大会由俄方科学院院士V.I.Molodin和德方东部欧亚部主任S.Hansen博士主持,参与国际会议者及论文发表的以俄、德为主,其它还有中国、韩国、奥地利、美国、瑞士、哈萨克斯坦等十几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图片 1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A.P. Derevyanko院士、V.I. Molodin院士和M.V. Shunkov所长 这次会议是上述单位长期合作的一项学术活动。在此前两次会议分别在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和德国的Stralsund举行。今年学术会议旨在推进国际学者间合作,强调学科综合研究在考古学方法上的重要和必要性。在揭幕仪式上,俄方A.P.Derevianko院士、M.V.Shunkov所长、V.I.Molodin院士、德方S.Hansen博士均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图片 2德国考古研究欧亚部主任S. Hansen教授 本年度会议中有关中国方面研究发表有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在主题发言中,对中国近年来以多学科综合手段进行考古的一些重要发展和成果做了全面综合的介绍和分析,其中重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的最新成果,做了简略精要的发言,包括年代学研究、碳十四测年和树木年轮研究、地理信息系统、环境考古土壤微环境、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玉器工艺等。王所长指出,自1995年迄今考古所内已设置15个科技考古实验室,国内一些大专院校相关的科技考古突飞猛进发展,洋洋大观,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在科技考古研究的水平完全与国际先进国家科技考古接轨,并驾齐驱,引起会议上众多学者的注目,促进今后国际上与中国科技考古广泛交流的可能性,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会议后,王巍所长考察西伯利亚分院新世代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等设备和实验室。图片 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演讲、考察西伯利亚分院研究所碳十四测定年代设备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科米萨罗夫介绍了多学科综合方法对秦始皇陵墓的研究。过去一些外国人士曾批评中国缺乏对秦始皇陵的整体研究计划,或者认为此墓陵早被掠劫一空。事实上中国考古界近年来对秦始皇陵整体的帝王陵寝结构和制度已做了很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秦陵周围400多个大小陪葬坑和墓葬全面地勘探调查。高科技分析手段应用于秦代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上,如秦兵器铸造技术,在兵器表面进行防腐处理,剑表面的一层极薄铬盐氧化层,厚仅10-15微米,是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又如彩绘保存方面,其中二号坑跪射俑的颜料发现紫色硅酸铜钡,这种原料在自然界中尚未发现,由人工制成,也是世界科技史的奇迹,可以媲美古代的埃及蓝。另外如2013年秦始皇陵东南一个陪葬坑内,发现大量密集叠压的铠甲和石冑,总数达500万片。其中石冑全由青石精致制作,用铜丝连缀一起,按人体不同部位设计,工艺高超,都是古代科技上的创举。谢尔盖•科米萨罗夫指出,从多学科科技手段研究秦始皇陵墓,显示了近年中国科技考古高度的发展。 图片 4 俄罗斯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 • 科米萨罗夫演讲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邓学思就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日本早期玉器的组合和工艺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距今8000年前中国兴隆洼文化玉器向北传播的途径。研究方法方面,采用SEM扫描电镜和偏光显微镜复制玉器上各种微痕,尤其是如玉器上玦口、玉管内部等过去无法直接观察的部位,都可被抽出独立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次演讲从东北亚大范围对比指出,中国8000年前兴隆洼玉器制作砂绳切割技术,已成为玉器加工主要技术之一,同样技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日本海沿岸近似玉器组合中,均被相继的确认。距今8000-7000年中国东北玉器组合与工艺技术向东北亚的扩散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另一方面,研究者还指出砂绳切割技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技术的重要支柱。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砂绳切割痕迹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在东北亚俄罗斯贝加尔的周围,目前在史前出土的玉器中尚未发现采用砂绳切割技术的痕迹。中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玉器工艺对比研究中,突出两地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异同,反映出其中特殊工艺技术的存在是左右玉器文化内涵关键的因素。 图片 5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助理邓学思演讲 此外,会议其他学者一些的报告,俄罗斯方面,A.P.Derevianko和M.V.Shunkov讲述:人类起源:新发现、问题点和假设;V.I.Molodin、A.S. Pilipenko、D.V. Pozdnyakov等发表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对西伯利亚南部全新世民族基因重建中的开展;N.V.Polosmak 报告多学科综合研究Noin-Ula 墓葬遗址出土文物,;A.P.Вuzhilova 据人类学资料的基础对旧石器时代墓葬中朱砂使用的研究;A.P.Borodovsky就西伯利亚西部古代金属阶段的骨镞综合研究;L.N. Mylnikova、I.A. Durakov多学科研究古代生产体系;S.V. Kuzminykh研究西伯利亚西部青铜及早期铁器时代;R.S. Minasyan以痕迹证据方法研究古代金属工艺等。 德国方面,S. Hansen谈多瑙河下游Pietrele的考古;A.Nagler关注欧亚大陆墓葬:发掘技术急切的修正;H.Thiemeyer对Trans-Ural南部地区考古土壤进行研究;Schotzhauer以环境考古学角度谈Pontus北部的希腊殖民化;K.-U.Heußner在高加索北部及中亚进行树轮年代学研究;J.Krause的古代人类基因组显示今日欧洲人种三种祖籍的人口;H.Piezonka谈欧亚大陆早期陶器:挑战研究现状和方法开拓等。 还有如哈萨克斯坦的Z.Samashev对Berel墓葬遗址的研究;瑞典S.Pichler发表了拉登文化Latène Culture《Basel-Gasfabrik》古迹综合研究;韩国Kang In Uk详细介绍了对中世韩国古墓的多学科分析。 总之,这次以俄罗斯、德国为主汇聚众多考古学、人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学者所参与的世界性国际会议,以全球视野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运用最新科技考古方法,对人类起源,旧新石器、青铜时代及历史时期考古等,进行全方位的探索,都是大家认为目前考古学发展最重要的方向。最后大会主持V.I. Molodin院士语重心长地指出,现代科技在人类历史研究上的应用,必须充分利用考古学的成果,互相紧密的合作,才是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作者 邓聪 谢尔盖•科米萨罗夫S.A. Komissarov)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莫洛金院士的讲座《神秘的西伯利亚:最新的考古发现》于2018年4月4日上午9:30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多媒体会议室举行,陈星灿所长主持,王巍学部委员出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自然博物馆、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林业出版社、三联书店、黑龙江大学等多家单位的多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图片 6主持人 陈星灿所长图片 7主讲人 莫洛金院士 莫洛金院士介绍了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卡拉马遗址、丹尼索瓦洞穴遗址、乌科克高原旧石器时代岩画、塔尔塔斯1号遗址、文格洛沃2号遗址、奇恰1号城址和蒙古国诺彦乌拉匈奴墓地的最新考古发现。 卡拉马遗址 阿尔泰地区的卡拉马遗址是北亚地区最早的考古遗址,发掘所获地层明确,年代可靠,在年代最早的文化层中出土有早期石器,与非洲奥杜威的石器相似,是最早的砾石石器,根据地质学方法断代可知年代距今约80万年。图片 8卡拉马遗址发掘现场及出土遗物 丹尼索瓦洞穴遗址 丹尼索瓦洞近年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丹尼索瓦人的发现。在洞穴距今约5万年前的地层内发现了人类指骨残段,DNA检测显示,这是一种不同于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人种。该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专家的认可,很快就要进入全世界的中学教科书中。图片 9丹尼索瓦洞的地层及出土遗物 乌科克高原旧石器时代岩画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在阿尔泰的乌科克高原及相邻的蒙古国西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该地区几乎每年都发现有新的岩画,其中的动物形象包括牛、马、鹿、犀牛、猛犸象等。这些岩画的规模比较大,但保存不完整,岩画风格与法国过去发现的一些岩画较为相似。图片 10乌科克高原旧石器时代岩画 塔尔塔斯1号遗址 塔尔塔斯1号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木构建筑遗存,还发现一些比较大的土坑,深度超过2米,其中有的保存有大量的鱼骨和鱼鳞,另外一些土坑内出土有狗、狐狸、獾、野兔等动物骨骼,推测与祭祀有关。这支考古学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平底陶器。通过出土陶器可知这是一种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碳十四测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实验室进行,该文化年代为公元前7000-公元前6000年。 近十几年来,塔尔塔斯1号遗址还发掘了数百座墓葬,大部分属于青铜时代,几乎囊括了西西伯利亚地区目前所知的全部青铜时代早、中期文化。墓地内发现了4种青铜文化墓葬的相互打破关系,地层关系证实了此前建立的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序列。图片 11塔尔塔斯1号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木构建筑遗存 文格洛沃2号遗址新石器时代墓群 文格洛沃2号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迹。墓葬内埋葬一名成年女性,随葬有一套大型石器工具。和这名女性一起埋葬的还至少有8个成年个体。墓葬由断续的壕沟包围,除了墓葬外,壕沟内还发现了可能与丧葬活动有关的篝火遗迹、陶器、石器、骨器等。图片 12文格洛沃2号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 奇恰1号城址 这是一处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遗址。城址规模很大,外围有环壕,附近还发现有同时期的墓地。环壕内的房址整齐规划,但根据出土的陶器可知其内居住有不同的人群,可能包括外来的移民。该遗址出土的遗物除了陶器、铜器、骨角器外,还有大量的男性和女性人物造型的陶塑像,推测很有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图片 13奇恰1号城址地磁记录图 诺彦乌拉墓地 蒙古国的诺彦乌拉墓地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进行了发掘,获取了很丰富的考古材料。2006年俄罗斯与蒙古联合发掘的诺彦乌拉20号墓是一座大型匈奴贵族墓葬,深达20余米。墓葬中出土有汉文化的马车和漆耳杯,据此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所出金银牌饰反映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内容,有可能来自西亚地区,为匈奴武士所获。这座墓葬出土有在当时罕见的纺织品,更为重要的是纺织品之上的波斯人形象,反映的情节似乎是某种仪式活动。图片 14诺彦乌拉20号墓的发掘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就平底陶器的发现、岩画断代、手指骨与人类起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陈星灿所长对莫洛金院士表示了感谢,并颁发讲座嘉宾聘书。图片 15讲座现场图片 16陈星灿所长为莫洛金院士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讲座前,陈星灿所长、王巍学部委员与莫洛金院士进行了亲切交谈,双方对近年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予以充分肯定,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之间的学术交流,共同推进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执笔:李宏飞审稿:王鹏

不久前,《中国远古及古代史:旧石器时代——公元前5世纪》在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完备和详尽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概论性著作,其作者包括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中国远古及古代史:旧石器时代——公元前5世纪》是在谢尔盖﹒齐赫文斯基院士领导下历时八年所完成的大型项目,十卷本《中国通史(远古时期至21世纪初期)》中的第一卷,主编是阿纳托利﹒捷列维扬科院士。图片 17 该书的主要作者是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科学家。如此大规模的同类项目在俄罗斯尚数首次实施,在过去的20年内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任何一部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总结性和概论性著作,虽然有很多关于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某一特定阶段的史学著作。这本书是对之前所积累的材料的全面盘点和总结,这样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不对已经积累的与中国早期历史有关的材料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学科就无法进一步向前发展。该系列中的九卷是按从远古到当近的时代序列组织安排,第十卷是关于香港和澳门。分析是在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交叉下进行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有助于阐明中国早期历史的很多方面。 第一卷在该项目完成前的最后阶段出版,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现阶段的中国考古学正在飞速发展,空前繁荣。每年都能引入学术界数十个新的考古遗址以及成千上万的遗物,并且其中不乏具有世界性轰动效应的重要发现,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和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塑像等。新材料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因此非概论性的工作不能涵盖所有的新发现。 之所以决定该卷由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家领衔编纂,是因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考古学期刊杂志的种类和数量在俄罗斯首屈一指,并且由维塔利﹒拉里切夫在70年代创办的新西伯利亚“东方考古”学派实力雄厚,且久负盛名。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悠久和丰富的文化史,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为发展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这保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在远古时代曾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大约在4000年以前,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创造了绚烂的物质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文明的标准:有礼仪性建筑的中心城市、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军事组织、宗教,但最重要的是象形文字系统,其几经演变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所有这些元素共同显示出了中国境内所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卓越性。 在发展的过程中,古代中国人曾与现代各语系(突厥、蒙古、藏缅、南亚语系等)民族的祖先不断地发生互动,因此中国的考古遗存一直在吸引着邻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 编撰这样一部囊括千年历史的大部头的著作,作者不能不吸取《剑桥中国史》的经验。《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在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倡议和领导下进行的,原计划出版6卷,但是目前已经出版了13卷,并且工作仍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该系列巨著的缔造者最初拒绝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第一卷的写作,因为他们认为,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的爆炸式增长,人们已经数次改变了对中国史前史的看法。作为补充的概述自文明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的附加卷 (Michael Loewe, Edward Shaughnessy 主编),在1999年才得以问世,此后再无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大型著作出版,此间考古资料的数量已经不是成倍增长,而是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在该卷的编写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以往国内的汉学研究存在不足之处。该系列中一些已经出版的著作已经受到了批评。但是我们仍应以已经做过的大量工作为开端。在该卷中,我们成功地将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和年轻的研究人员团结在一起,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在俄罗斯今后持续进行下去的保证。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学者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教师占据了该书作者的大多数,其中包括阿纳托利﹒捷列维扬科院士、维亚切斯拉夫﹒莫罗金院士、尤里﹒胡贾科夫教授、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博士等。相信作为十卷本《中国通史》中的一卷,该书必将会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值得指出的是,该书的编撰得益于与中国同行的密切合作以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协议。 像其他的大部头著作一样,该卷融合了俄罗斯学者的不同观点。这样的妥协是必然的,因为如此大量的材料致使不得不吸纳来自其他东方学研究中心的学者加入到工作中来(比如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国家学院等),他们的观点有时与考古学上公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对材料的介绍方法也存在不同,总编委员会对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该卷应该具有科普性质,而大多数以阿纳托利﹒捷列维扬科为首的该卷编委会成员都一致认为,应该以科学性为先。最终,作为妥协,不得不删除了大量的注解与注释,但我们保留了一份详尽的参考文献。我们认为,已经完成的工作,不仅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还为研究西伯利亚、中亚、中央亚细亚,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的远古及古代历史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者:谢尔盖﹒科米萨罗夫 S.A. Komissarov、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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