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夏族民共和国创建后十七年,中国社会科高

作者:Guess盖世电竞竞猜

内容摘要:

摘要: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发展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两次根本性变革,即由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又由近代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次变革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中对于不同历史观的选择。清末民初,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仁人志士欲通过改良与革命自救图存,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五四运动以后,新史学建设融贯近代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国故,探求新知,建立了中国在国际汉学研究方面的中心地位。新史学的民族主义特点愈益彰显,中国的近代史学逐步形成。

关键词:

关键词:新历史考证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政烺 古代社会性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先哲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总结、借鉴俄国的经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要找到中国的出路,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尝试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阐释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有关问题,从而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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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异彩纷呈,产生了众多的史学流派,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应数新历史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这两大流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学术发展的主流。此一时期,新历史考证学派因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在治史理念与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当时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新历史考证学者人数众多,张政烺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思想界关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论战被打断。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救亡图存成为近代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的课题。史学家以抗战、爱国相号召,开展学术研究,构建中华民族的抗敌精神。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在民族、民主的精神与旗帜下,新史学和近代史学逐渐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借助国家政治的力量,全面主导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理论旗帜,引导着中国史学的走向,近代史学也因此完成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内容提要: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关 键 词:“中生代”史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十七年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陶化了三四代历史学家,铸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和灵魂,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所谓“主导地位”,含有这样的指向: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相当规模,只是未成“主导”、“主流”;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其他”史学也并未消失殆尽。即使以“史观”和“史料”为两大分野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上说,截然将二者视为对峙也不太可能。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本文所论均指中国大陆地区史学),无论是在历史观、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建制、研究格局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不一定完全同步①,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形成史学史分期与社会政治史分期同步,应当是清楚的。新历史观的接受、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的变化方面,则必然反映到这一时期史学家群体研究路向的转变上,此为我们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后的新中国史学的关键。就目前对当时的史家群体的研究状况而言,比较集中于考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的环境下是怎样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以及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为数不多的“旧史家”在新的时代中各自的态度、研究路向的变化等。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主要指那些出生于20世纪初、有着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年龄大致在40岁上下、正处于学术生命的旺盛期的史家群体②。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了解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在他们的史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新的观点方法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  一  如果从民国时期史学来看,尚可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大陆的史学学术版图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何家何派,均很快统整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  1951年7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史学会,之后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成立了分会;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第一所、第二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称第三所;1959年设立历史所世界史组。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重点院校的历史学系被重组。1951年1月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刊《新史学通讯》(1957年该刊更名《史学月刊》),同时创刊的还有《历史教学》(由李光壁、张政烺等创办,后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以及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杂志的领导者、负责人,如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振羽任大连大学、东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刘大年任《历史研究》副主编等。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学术位置(包括任职单位)上的变动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他们在掌握了新中国史学话语权的同时,不仅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规划和展望,而且还反思和检讨了以往过重利用史学的现实功能、强调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学等非学术化倾向。如范文澜在1951年批评自己以往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本书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③翦伯赞也说:“我在解放前,也常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④马克思主义史家已经意识到以往出现的非学术化倾向,力图在主导地位确立后能够加以克服。  这一系列的学会及研究所的建立、院系调整、创办杂志等学术建置方面举措的实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在“硬件”方面的实际保证,而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软件”方面的规定和导向,随着上述新中国史学建置的渐次形成以及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活动的展开,也很快明确起来。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该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⑤由新史学研究会发展而成的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出的纲领性意见则更为明确和具体。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致辞中,说中国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学已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为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向注重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转向为人民服务、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⑥实际情况虽不一定如“转向”一词所示的已属“完成时态”,但是在“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所作的“转向”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黄元起在《新史学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一文,也强调新中国历史教学是以建立唯物史观、使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等为目的。⑦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中心内容。  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家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有建树,治学风格虽以历史考证为主,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又不尽相同。相对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这样的曾经有着重要学术地位和广泛学术影响的少数史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外,以“中生代”史家为主的、为数更多的史家面对新的现实状况,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贯彻运用于其历史研究中去,是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各高校历史系及研究院所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各种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如翦伯赞在1949年底在北大演讲“历史与历史唯物论”,1950年4月郭沫若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在北师大,“(侯)外庐同志亲自在全系讲授《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使用》等课程,他讲的时候,全系师生都去听课,课后组织教师座谈讨论”。⑧从“旧社会”而来的史家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学习经历,如谭其骧说:“解放后第一年,浙大历史系停课,教师专学马列主义,在这一年内看了不少经典著作。”⑨  “中生代”史家大多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在新中国建立初年正值40岁上下。他们在此之前已有成果问世并且在史学界已经有相当的影响。经过院系调整,他们多已隶属于相关高校及研究机构作为各自的工作单位,由此大致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史家群体相对稳定的区域格局。如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邓广铭、张政烺、齐思和、邵循正、苏秉琦、周一良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翁独健、林耀华、陈述、傅乐焕、王锺翰等,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杨宽、田汝康等,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圣铭、陈旭麓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等、吴于廑等,厦门大学的傅衣凌、韩国磐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朱本源等⑩。  他们大多是各自单位中的一线教师,在编写教材讲义和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教学。这对那些已经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上基本定型了的“中生代”史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维华说他“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由于历史系的同事都在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也跟着他们走。我开了一门新课程,即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占有形态、赋税田租等剥削形态、农民的封建隶属性等问题,并写成了一部讲义”。(11)赵光贤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2)“就全国范围而言,建国初的四五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相当不成熟……高校中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则从不同角度探讨经典作家的理论命题,只是通过编写教学讲义来交流学习经验。”(13)学习、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结合贯彻于讲稿讲义和课堂教学中,这对于“中生代”学者而言是当务之急的教学任务。邓广铭“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指邓广铭——引者)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四把钥匙”只是邓广铭向学生传授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并无太多关联,却仍遭批评,可见教师在教学中的压力。实际上,邓广铭“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4)郑鹤生回忆说:“解放后担任中国近代史课程。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指示我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以前讲授的中国近世史,迥然不同。”(15)在山东大学,“解放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6)  通过学习、教学和科研,“中生代”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有了了解和体会。杨志玖说:“学习了马列主义,开阔了视野,对过去模糊的认识清楚了,有些真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17)韩国磐认为:“在解放初的三四年中,我集中精力,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用这一理论去探讨其他学科的问题。固然学得还很肤浅,但受到的教育启发很大,这不仅使自己在治学方面有了质的变化,而且赋予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动力。解放以来自己能够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能够发表较多的论文和著作,这几年的学习是个关键。”他曾引用《荀子·劝学》的话来形容他的感受:“‘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破关键的一点,确实可以推动全局的。”(18)赵光贤总结道:“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作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19)这里引用的材料主要是相关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述,难免有着时代印记,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所讲到的感受是真诚的,他们所说的收获也是可信的。“中生代”史家在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运用于教学、科研和学术讨论中,在他们的学术历程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面貌。  二  从编写教学讲义到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从关注新中国建立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到投入其中并形成一家之言,来自不同师承、学派的“中生代”史家的课题意识和研究方向逐渐趋向一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从考据到理论,考据与理论相结合;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关注并参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投入到社会经济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主要学术目标。“中生代”史家在“十七年”时期不仅完成了自身学术研究特点的转变,也使他们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这里不能尽述,论列仅及数人。  王仲荦是章太炎门下弟子,曾撰有《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志》等书稿,1947年即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一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王仲荦的治学路向的转变,有学者评论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20)王仲荦于1961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上册),这部著作的撰写即缘起于编写教材,“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同时开始编写一部讲义,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21)这部著作被称为“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22)王仲荦发表的关于古史分期的第一篇文章《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23),“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24)众所周知,王仲荦是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连载长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25),该文的基本观点是把奴隶社会分为战国前和战国后至秦汉时期两个阶段,到了魏晋时期,封建主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把“部曲”、“佃客”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成为主导,中国历史进入封建制。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魏晋封建论经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人的论证,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它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同为最主要的分期观点,被称之为“三论”,王仲荦观点的贡献和影响由此可见。  同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何兹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唯物史观致力于汉至隋唐的社会史和中古社会的寺院经济研究,既是“食货派”成员又有史语所背景。1950年秋何兹全从美国回国,以“副教授”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继续坚持其魏晋封建说,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他从四个方面(一、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二、从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来讲魏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问题,“让史料说话,用材料说明这四方面的变化”,“魏晋封建说就有了坚实的说话的经济基础了”。(26)何兹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料研究问题、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前后具有一贯性的特点,与“食货派”时期不同的是,他是从一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发展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磨砺与思考,他晚年更加确认,“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观察社会历史最科学、最有力的理论”。(27)  张政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在史语所工作十年,于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66年以后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在学术界以学识渊博、精通文献典籍和地下出土史料、记忆力惊人、学品人品俱佳著称,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内,都有突出贡献。“约在上世纪30年代,先生(指张政烺——引者)从郭沫若的著作中获得了不少启发,使得他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主要是开始拓宽研究的对象,从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到政治社会结构、他都花工夫去钻研,而古代社会经济这方面都是他以前的学者所不大重视的,尤其在解放后,努力阅读不少马、恩的著作,对古史有了更多新的理解。”(28)如在古史分期讨论中,他以自己在甲骨文和古文字方面的专门知识,对商代农业生产中的“众”作了长时期的专门考察,并由此延伸,讲清了商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农田的全过程,“张先生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为从宏观上把握商代社会形态,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和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争辩相比,这种务实的考察,似乎更为有益”。(29)张政烺的学术研究轨迹表明,他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而拓宽了自己在史学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同时他的研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微观考索、史料依据等方面作出了切实的推进和贡献。  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前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从“古史辨派”的一员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历另有其典型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30),“郭沫若的研究古代社会,张荫麟、齐思和等的研究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也都很有贡献,他们所用也多是科学方法,所以能有相当的成绩”。(31)童书业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曾表示:“我个人受这个新潮流的激荡,最近的兴趣也移向通史理论的寻求。”(32)已有学者评价说:“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33)近有论者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有前期思想的铺垫,童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在学术研究上顺利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他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其中没有任何勉强俯就或刻意迎合的痕迹。与前期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这时是以自觉、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运用也更为娴熟。”(34)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发表有《试论对偶婚》、《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35)等论文,成为从“旧史家”转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快、最明显的史家之一。由《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引发了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之后的又一次讨论高潮。1951年2月5日顾颉刚在读过童书业对撰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想法的信后写道:“丕绳博闻强记,运以深邃之思,此函所述,玄珠在握,一部中国史犹网之在纲矣……丕绳心志不纷,历史智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矇。”(36)足见童书业学术路向转变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论者形容童书业“进入主流史学界速度之快,使用主流话语之娴熟,掌握主导历史观念之地道,真是无人能敌”。(37)这不仅是童书业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悟性所使然,也与他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对新的史学话语系统的真诚与执著、对学术事业的全身心投入等因素有关系。此后,童书业在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工商业发展史、先秦思想史以及古史考证等多个研究领域都有重要学术创获。  唐长孺在20世纪40年代治辽金元史已有突出成就,其治史风格以考证为主,亦受到文化史观的影响。他在1946年撰成的《唐兵书志笺证》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并经其评审而被聘为教授。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唐长孺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8)“从属于进化论范畴的文化史观为主要内涵的旧时代学术传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这是唐长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39)林甘泉说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40)唐长孺在新中国建立后完成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年)、《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年)等著作,不仅是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性研究成果,而且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进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结晶。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的确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的典型体现,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如论者评价:“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41)1955年陈寅恪在写给唐长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唐长孺的史学研究成就:“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并谦称“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42)陈寅恪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为人所知,他对此期唐长孺学术成果的肯定,足以令人深思。  傅衣凌早年在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学,年轻时经历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深感论战中流于教条空泛的弊端,立志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傅衣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务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43)以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为标志开其端。1949年以后,傅衣凌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他说:“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两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44)。这里仍然要引用他所说过的话:“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了。”(45)新中国建立后傅衣凌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等著作。傅衣凌及其弟子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和特点具有国际影响,形成了“傅衣凌学派”。  三  “中生代”史家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转变,实非所列这些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意义的史家们如上述所表述的那样简单和顺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际经历充满了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被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批判和自我批判等艰难、痛苦的过程。从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到1952年秋在全国高校系统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1954年到1955年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和随后的“史学革命”高潮等,“十七年”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绝大多数史家难逃厄运。包括“中生代”史家在内的新中国史家群体在这些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各种困惑、委屈、不满。“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46)但是在此期间“中生代”史家在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长足发展,也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许多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改观。  “中生代”史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史学主流转变的情况下,除了各自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随之发生变化而导致自身学术研究处于转型中,正值展开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五朵金花”问题)以及几次大规模的史料整理项目的实施,都为他们提供了融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机会。如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徐中舒、王仲荦、童书业、杨向奎、张政烺、何兹全、王玉哲、王毓铨等“中生代”史家都积极参与进去,王学典认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他们一般不直接卷入唇枪舌战、口诛笔伐的理论争辩,不做泛泛之论,而是多从具体研究和专门研究入手,力图为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史料基础,从而切实推进讨论的深入。他们的加入使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典范。”(47)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因“中生代”史家的投入而“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中生代”史家因“五朵金花”的讨论而更加主动地融入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  再看几次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展情况。1950年开始编辑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的《回民起义》(1952年出版)主编白寿彝、《鸦片战争》(1954年出版)主编齐思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1955、1956年出版)主编邵循正、《辛亥革命》(1957年出版)主编柴德庚,“中生代”史家过半。“杨图”改绘工作的主持者是谭其骧。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学者中,包括白寿彝、王仲荦、唐长孺、刘节、柴德庚、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等,“中生代”史家占绝大多数。这些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属“体制内”的计划项目,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组成部分,“中生代”史家既发挥了他们的专业长项,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的生力军。  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以“中生代”史家的作为而言,已很快消弭了“史料派”和“史观派”之间的张力。“中生代”史家中的相当部分,经过不太长的时间,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又一批中坚力量,是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中的佼佼者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  注释:  ①1961年12月出刊的《中国史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印)有《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一文,文中说:“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如何分期的问题,大家同意基本上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但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般总要晚些。”  ②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暂不包括那些年龄相近、但之前已经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华岗、尹达、李平心、吴泽、刘大年等人。  ③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④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⑤《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见民国38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又见《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载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⑥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1951年9月29日《进步日报》。  ⑦黄元起:《历史教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新史学通讯》创刊号,1951年1月。  ⑧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⑨谭其骧:《谭其骧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⑩这里仅大致罗列部分高校的部分史家,有“挂一漏万”之缺憾。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在建所初期亦囊括了一批“中生代”史家,如贺昌群、王毓铨、谢国祯、胡厚宣、罗尔纲等。另如北京大学的向达、杨人梗等,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周予同、耿淡如、蔡尚思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雷海宗、谢国祯等,四川大学的蒙文通、徐中舒、缪钺等,山东大学的郑鹤生、陈同燮、张维华等,他们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后出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处之学术地位、个人资历以及面临之境遇等,也与本文所谓“中生代”史家相同或相近。  (11)张维华:《张维华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12)赵光贤:《赵光贤自述》,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页。  (13)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14)张广达:《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张广达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5)郑鹤生:《郑鹤生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第18页。  (16)黄永年:《童书业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335页。  (17)杨志玖:《杨志玖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126页。  (18)韩国磐:《韩国磐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2辑),第353—354页。  (19)赵光贤:《赵光贤自述》,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453页。  (20)齐涛:《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文史哲》2011年第5期。  (2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2)齐涛:《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  (23)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4月号。  (24)吴大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25)发表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  (26)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  (27)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28)吴荣曾:《张政烺先生与古史研究》,《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9)孙言诚:《他把一生献给了学术——记张政烺先生的学术生涯》,《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第31页。  (30)童书业:《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见《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69页。  (31)童书业:《“疑古”、“考古”与“释古”》,见《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第767页。  (32)童书业:《从史料考订与通史著作谈到古史的研究》,见《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第772页。  (33)黄永年:《童书业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第334—335页。  (34)胡新生:《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与学术创新》,《文史哲》2011年第5期。  (35)分别发表于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第1卷第2期、第1卷第4期。  (36)顾颉刚:《法华读书记(一)·中国社会发展史》,《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页。  (37)王学典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2页。  (3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51页。  (39)孙继民:《20世纪学术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40)《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6日第15版。  (41)朱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2)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唐长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43)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44)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45)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47页。  (46)林甘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7)王学典:《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以博闻强识、考证精密而名闻学林,在学界素有“小王国维”②之美誉,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员健将。在古史研究领域,他相继撰有《猎碣考释》、《“平陵陈立事岁”陶考证》、《〈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字说》、《六书古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等考证名文,受到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等学术名家的赏识。张政烺在治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沟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容易接受唯物史观。③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理念与方法对张政烺的治学深有浸染。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氏便与郭沫若有着学术上的交往,40年代,他又受到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对先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下了不少工夫。④尤其是,他在1936年托好友傅乐焕从来薰阁购得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倾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精研此书。⑤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厚册《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为我们展示了张氏一生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与真知灼见,可以看做是他在金文研究领域与郭沫若的交流与对话。张政烺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献中均征引郭说,并认为郭氏之“从事金文研究比起新旧专家都高一筹”。他敏锐地指出,郭沫若研究金文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郭氏“学习马列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⑥再者,时代环境对史家的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张政烺说:“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社会注意的问题,社会也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⑦正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张政烺因受时代影响,也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工作。

一、奠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田粉红 

张政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是积极自觉的。20世纪50年代,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其编订的《先秦史讲义》来看,其间贯穿的一条主线便是唯物史观的指导。⑧根据当时聆听张政烺先秦史课程的王恩田说,高教部组织编写《中国史教学大纲》,申明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而张政烺是高教部《中国史教学大纲》先秦史部分唯一指定的起草人,“《大纲》经过全国史学界反反复复广泛深入的讨论获得通过和定稿,不仅是对《大纲》本身,也是对《大纲》先秦部分起草人苑峰先生马列主义水平的肯定”。70年代,王恩田曾向张氏谈及不同意以“殉葬”作为奴隶社会的标志。张政烺对此并未直接作答,而是拿出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单行本,指出其中记载着在美洲大陆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在举行葬礼时开始烧掉或消灭一切已成私有财产的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品等等”。所以,王恩田认为张政烺手头放着刚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可以立刻告诉书中的某个段落,“显然是认真读过,而绝不会是用‘马列’来装门面”。⑨

历史研究与史书编纂都是依据一定的史观和思想理论进行的。孔子修《春秋》,一字成褒贬,其善恶标准是礼。礼亦即《春秋》大义。《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编撰成书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与理论。传统史学理论的主旨是经学,故清代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戴震提出“由训诂通义理”。张之洞说:“由小学而经学,则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史学,则史学可信。”旨在通过基础研究发现可信的义理,又由义理以通历史观察与思考,说到底是一种历史观的寻求。梁启超由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到进化论,以后又从进化论跳出,寻求历史变化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可信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正是在民初中国社会变革中,传统史观与进化史观难以帮助人们认清社会历史变化的情况下,被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者所认识并接受。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从哲学的角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且又相互联系,社会历史也是如此。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由低到高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此理论基础上,又衍生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动力如何、历史规律、历史认识论以及史学功用等一系列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并由此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大体而言,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更多的则是结合其善于考证的治学特色,有效地将历史考证与史观指导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其理论认识的深度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二、批判与总结中国的传统史学

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对商代社会性质做出深层次探索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在批判与总结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撰出大批史学新著。通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以及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二十册等;断代史则有翦伯赞《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等;还有大量专门史、专题史,以及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成果。唯物史观还被引入古代史籍的校勘与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的校点,《册府元龟》等书的重印,都是在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的口号下得以重新问世。特别是每部史籍书前的“编辑说明”,都富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与意义,很值得注意总结和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⑩张政烺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有一个重点,即是要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探讨商代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形态问题。”

三、改造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史学”

1951年,张政烺发表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经由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作文风格,但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微观研究与宏观指导相结合探讨商周的社会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界,有的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认为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时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于是张永山指出,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

“新史学”有两大流派: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总结,建设新史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通过实证建设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在抗战时期汇入新民族主义史学,后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这是“新史学”自身的变化。19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转变思想与立场,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陈垣、柳诒徵、蒙文通、顾颉刚、郑天挺、吕思勉、徐中舒、蔡尚思、唐长儒等著名史家纷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较为典型者是蒙文通,他是民国“新史学”的健将,一直致力于学术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尝试用唯物史观论证、解释学术史的发展变化,撰成《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归纳出晚周以来学术思想四大变局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四阶段、赋役制度演变四阶段密切符合”。认为学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赋役减轻,越来越多的人温饱有余,努力读书,才使得学术思想不断进步。学习与改造,使“新史学”完全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的指导,推动张政烺对商代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问题的探索不断深入,他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持续对甲骨文中的“众”作了考察。在他看来,“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对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所处社会关系等方面作深入考察,“自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的看法”。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他已经提出“众”既是商代的直接生产者又是兵源的看法,在随后撰写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对“众”与“众人”的史料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众人兼有农夫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车辇六畜可以随时征用,要服兵役、徭役,征集调拨毫无限制,也就是说生命财产都操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手里”。尽管“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他们并不等于奴隶。关于这一点,他在《殷契“田”解》一文中对“众人”的概念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是殷代的农业生产者,也是当兵打仗的人。”这种对“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族组织、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厘清,无疑为我们认识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把锁匙。

四、完成了历史科学化的进程

对商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贯穿了张政烺学术研究的后半生,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谈到要写一本著作《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古代中国的家族形态》、《殷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结构》等文章。直到晚年他仍然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的进展,今后我还是想多听听各种意见,将我的看法写出来。”可见张政烺学习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所做的探索,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林甘泉与张政烺共同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多年。他在评价张政烺的学术研究时说:“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清代“朴学”已含有近代科学精神,但由于受传统束缚太深,思想不自由,并不能使史学走向科学。民国时期,傅斯年等学人虽致力于把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但其专事史料整理而不顾及史学本身所固有的“经世”宗旨,所以终将不能成功。清代和民国的一些学者在历史科学化方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将历史科学化作了重要铺垫。唯物史观探究社会运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鉴古知来,顺应历史大势,赋予史学以科学意义与现代价值,这在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已经展现出来。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标志着中国历史学已经迈上了科学化的进程,以后又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代历史学家辛勤耕耘,不断开拓,研究、讨论、思考、论证,学术成果涵盖自然、社会与思维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体系。白寿彝总主编的大型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视为“20世纪的压轴之作”,受到江泽民同志高度赞扬。这部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著作的典型代表,也是历史科学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初步完成。尽管还会有学者对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并有益于历史科学化的完善与缜密,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包含着艺术。

深入考察张政烺于新中国建立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商代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及思想认识的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假问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张政烺作为一位新历史考证学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对商周社会形态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从而深化了对商周社会相关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虽然不乏历史考证名篇,但考证的中心并不突出,而建国后其历史考证的中心则集中在商周史领域,究其所自,与其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商周史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学习了唯物史观之后,开始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殷代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甲骨文“肖”与“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又作《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一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希冀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具体考释,说清“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这种层层深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作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所以谢桂华深有体会地指出:“他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此为张政烺后期历史考证学实现更大突破与提升的关键之一,也恰恰是对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五、深化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

从司马迁撰《史记》,通古今之变,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三世说”解释中国历史进程,都没有脱开传统史学“治乱兴衰”的思维模式。192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为中国学人开启了新思维、新视野,认识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尝试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观察中国的全部历史,由此引发出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问题的讨论历时半个多世纪,虽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基本上达到了大体的共识,即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的总结: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依据的这样的认识编写成书,且已成为学术界及社会的主流看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并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言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生搬硬套、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而适马列主义之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机械地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道路套入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他将唯物史观融入实证领域对“众”的身份所作的探索,便颇具典型意义。在当时,许多研究甲骨的学者按照古典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形态,视“众”为奴隶,且以此来理解“众”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这种对“众”的理解与张政烺将其纳入氏族组织、大量分析甲骨文材料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有着截然的不同。正如张政烺所说:“我所阐明的‘众’的情况却是来自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分析,自认为是合乎其实际的,其身份与生活方式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显然是不同的。”

六、产生了史学论争的“五朵金花”

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实际作出具体分析的求实精神,使张政烺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及阶段划分能够另具只眼,提出了迥异于一般学者的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断限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其中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时期,而郭沫若等史家则倡导“战国封建说”,这两派的学术论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当时讨论古史分期的主流观点。然而,张政烺并不是简单地盲从附和各家观点,而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和对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通过实事求是地对史料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魏晋封建论”的学术主张。

“五朵金花”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界围绕着五个重大史学理论与学术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五个问题包括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农民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这些论题或沿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或为新提出的命题,都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假问题”、“伪问题”。至于讨论中所受极端政治的干扰则另当别论,然命题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建设完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绕不开这些问题。这场讨论产生了一大批史学名家,如宁可、林甘泉、孙祚民、李文海、何芳川等。拓展出诸多研究领域,如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经济史等;又因缘于这场讨论而撰成的史学名著也不在少数,如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等。

“魏晋封建论”在张政烺1951年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该文中,张政烺力图通过对汉代重要劳动产业身份的考察,借以说明当时社会的性质,立意可谓以小见大。他认为奴隶与铁器的冶炼、制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战国时起,“冶炼的工人主要是奴隶,其次是穷苦人民不堪生活上的压迫,触犯了如毛的法令,被判处徒刑,因而亡命的人”。冶铁者的身份直至汉代依然如此。张政烺指出,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设置“铁官”,把制造铁器的权利收归政府,禁民私铸。在当时,劳动者的身份主要有“卒”、“繇”和“徒”三种。“卒”是服兵役者,“繇”是征发来帮忙的,两者均有“临时性质”,所以只有“徒”即“刑徒”,是铁官控制下最基本的劳动力。同时,他参以考古资料考证汉代墓砖记载铁官徒的身份即为奴隶,这同铁在战国一出现时就同刑徒奴隶和亡命之徒结下不解之缘的传统正相吻合。因为铁工业是汉代社会的重要生产行业,而主体劳动者的身份是刑徒奴隶,所以张氏认为汉代依然是奴隶社会。铁官徒的生活环境恶劣,备受奴役,故而西汉末年铁官徒不断起义,“汉代的奴隶主政权开始崩溃。王莽虽然力谋妥协,想出种种折中的办法,但是阶级矛盾是不可以缓和的,最后奴隶和奴隶主都起来反抗,结果建立在西安二百多年来代表奴隶主的政权从此就倾覆了”。到东汉时期,“汉光武是大地主出身,看见了王莽失败的原因,意识到封建主义在适合生产力上的必要,即位之后就接二连三的释放奴隶。从此奴隶制度开始衰落,封建主义逐渐抬头,到魏晋时中国便步入了封建社会”。在《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一文中,张政烺又利用出土文物的资料记载,进一步论证秦汉刑徒的奴隶身份,其着眼点均在于说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与魏晋以下有所不同。

七、史料的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

与此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张政烺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的草稿影印件来看,“魏晋封建论”的学术观点亦隐然蕴涵其间:“原《图谱目录》分篇编排,封建社会部分,分为第三篇《封建社会前期》和第四篇《封建社会后期》,先生将两个篇名均行删去,改为以章为单位,统一编排。将原第三篇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改为统编第十一章《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原第二章第一节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先生删去其中‘封建’二字,改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原第四章《豪强大族的发展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先生把‘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数字删去。第十七章《封建割据和短期统一》,先生改为《魏蜀吴割据和西晋短期统一》,删去‘封建’字样。此章第一节《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先生删去‘封建’二字。凡此种种,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战国封建说”。

20世纪初,甲骨金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深刻感受到材料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不得不下大气力整理金文,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后又主持编成《甲骨文合集》。吕振羽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大量征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新资料,推证中国原始社会状况。1950年代初,郭沫若又利用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材料,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必须有翔实的资料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甲骨、金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石刻以及大量的近现代史资料大都作了系统整理。如《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包括的《太平天国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辛亥革命史料》等。史料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的讨论,见仁见智,但张政烺关于“魏晋封建论”的学说,自1950年提出之后,直到1994年他在接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采访时依然坚信地说:“我看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几十年了我都是这个主张。”这种学术的自信,缘于他不空套理论,而是真正做到了将唯物史观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体现。故何兹全评价说:“50年代初,刚刚解放,苑峰也在学马克思主义,当时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都不免生搬硬套。但苑峰不是‘以论代史’,而是熟悉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历史实际,从中国历史实际中看出魏晋时期正合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理论,就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戴到魏晋社会的头上。他不是‘以论代史’,而是‘以史代论’。”

八、旧方法的借鉴与新方法的引进

作为一名新历史考证学者,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者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重视史料考证,转而将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二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内涵,充实、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

传统的考据方法多在某一具体问题之下,尽可能地将相关资料凑齐,分类梳理,归纳出一个看法,并进一步找出同类问题的通例。这样的方法虽不适合宏大或抽象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但其归纳类例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与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总结规律在方向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唯物史观强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而对研究方法的要求多种多样,而且更重视综合的运用与整体的考虑,不仅注意旧方法的借鉴,还重视新方法的引进,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唯物史观引发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特别是新时期破除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法之后,各种方法引介、试验,促进了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

作者简介:张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近现代学术史

九、史学自身的总结与认识的深化

注释:

梁启超“新史学”是在总结中国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也需要以史学自身的总结为基础。但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史学总结并不同于“新史学”,它是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总结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在总结中寻找、归纳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进而引导史学的发展。由于这样的认识,自196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著名史学家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不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史学自身的总结不仅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还深化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认识。

①目前,陈其泰与林甘泉两位教授已就此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事这项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陈其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跋蒙文通先生〈致张表方书〉》(《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七章第二节“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章“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等文中,不仅从理论上对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之关系进行了考察,而且从谭其骧、唐长孺、蒙文通、徐中舒、赵光贤等人的学术实践上予以阐发。林甘泉先生在《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指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杨向奎、王毓铨、孙毓棠、张政烺等学者具有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愿望。此外,张越教授的《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对此课题也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历史研究新思维模式的建立

②傅斯年语。参见何兹全:《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7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古人讲变易,认识到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的变化,但多就变化的现象来归纳。司马迁提出“三五之变”,三十年小变,五百年大变;或曰之为一治一乱;或称之为分、合相替。论学术也多就学术论学术,习惯于“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由此又衍生出“史诗互证”。唯物史观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历史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为学人思考历史兴衰变化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同样,它将学术与社会经济打通,引导学者思考某一特定时代的学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人们思想认识的程度如何,社会的变迁、转型与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学人参与社会与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事物相互关系和变动中,寻找事物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原因、根本与终极原因,由因及果,获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正确认识。唯物史观不仅为历史研究构建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历史学科开启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

③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371页。

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影响也是带有决定性的,由此而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把握着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

④吴荣曾:《读〈张政烺文史论集〉》,《书品》,2005年第1辑。

⑤朱凤瀚:《读〈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著,张政烺批注,朱凤瀚整理:《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⑥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7页。

⑦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⑧参见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⑨参见王恩田:《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张永山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7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7页。

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77-313页。

张永山:《传道、授业、解惑——忆张政烺师》,《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第94页。

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9页。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429页。

张政烺:《殷契“田”解》,《张政烺文史论集》,第587页。

见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55页。

见张政烺:《古代中国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304、308页。

见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424页。

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林甘泉:《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60页。

谢桂华:《张政烺先生传略》,《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8页。

参见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54-271页。

参见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张政烺文史论集》,第365-373页。

刘宗汉:《张政烺先生〈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封建社会部分〉批注蠡测》,《书品》,2005年第2辑。

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何兹全:《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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