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我反驳政坛

作者:盖世竞猜平台

中国国民党从1919年开始与共产国际发生的联系,持续了8年,到1927年结束了其第一阶段。总结这8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壮大了国民党,该党人数发展到号称100万。同样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壮大,受到锻炼,党员从50余人发展到近6万名。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第二,北伐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环境下进行的,当初蒋介石主张北伐曾经遇到不小阻力,他坚持下来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也积极配合并做了许多工作。北伐使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逐渐走向权力的顶峰,在他带领下的国民党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第三,蒋介石本来就有很强的领袖欲,加上在1923年亲眼见到共产国际推崇的一党专政的运作如何有效,党首专政下的苏联,官兵百姓如何步调一致,便生出艳羡,踌躇满志,一旦时机成熟,自己也要仿效之。后来的“清党”便是他为达到党首专政而实行的。即使国民党的一些老国民党员也批评他清党“出发点的不正”,“不是立在党上来清党,乃立在介石同志的身上来清党”;批评他“态度的暧昧”,“事实的荒谬”。“个人的拥护”,“站在个人身上……弄来弄去,总跳不出个人主义范围”。
  
  蒋介石有意把中共完全清除出国民党,但是他不知道究竟谁是中共,于是清党成了镇压异己,导致白色恐怖的运动,仅1927年一年,江苏、浙江等13省和东三省被杀的就有近4万人,被投入监狱的为3万多人。况且“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的政治清党,而是借军警力量进行的一场血腥的武装屠杀,故各地滥杀无辜,几乎毫无节制”。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清”,相反,其“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凡属踏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国民党员减少近一半。清党的惨烈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共产国际错看了蒋介石,后者以其实际行动表明,他既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中派”。国民党并没有因清党而强大,“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清党前国民党的100多万党员,清党后仅剩下65万。在一定意义上他对待国共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思路,导致的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第四,尽管国民党人同共产国际接触开始,就怀疑苏式理论和实践模式,认其不能运用于中国,从孙中山、蒋介石到国民党的赴苏使者,在莫斯科或在中国国内,都高唱三民主义,共产国际对此心知肚明,但囿于其“坚强信念”,一直以为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便一方面坚持改造或用“楔子策略”分裂国民党,另一方面始终希望国民党迟早会“明白”并接受共产国际道路。但是后者拒绝“明白”,最终也没有“明白”起来。共产国际的节节退让便发生在这个争取与等待的博弈过程中。
  
  第五,至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他们风华年少,有美好愿望,在俄国是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俄国内战中建树战功。他们凭着对美好共产主义的憧憬,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吴廷康,如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大部分成员。然而,这些代表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因笃信而盲从而热狂。况且他们没有人在中国生活过,没有人会说汉语,想深入了解中国并把苏俄理论和革命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纯属天方夜谭。桔生淮北则为枳,他们遵循的苏俄模式在遭遇中国形势时屡屡碰壁。加上他们不可能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往往是帮了倒忙。可叹的是,这些热情家中的绝大部分回国后在1937—1938年间的苏联肃反中成了“阶级敌人”,蒙受冤屈受到杀害,即使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他们的命运毕竟是悲剧性的。
  
  第六,传统的苏联史学把苏俄暴力革命当成消灭资本主义,缩短社会发展进程,跑步进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佳道路,自认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是,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说“不”的,不仅有第二国际及其追随者,不仅有当年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而且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
  
  第七,国民党领导的人员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共产国际移植苏俄模式到中国的做法。老一些的如西山会议派,新起的如蒋介石、汪精卫等,均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个群体的社会或个人背景,使他们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具有自己的鉴别能力。横空出世的俄国十月革命固然一度使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在内的人感到兴奋,但经过考察和研究,特别是目睹实践情况,他们冷静下来。他们认为苏俄道路在中国“扦格不通”。
  
  从孙中山开始,他们不愿意在国民党内、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制造苏式阶级斗争,不愿意自己乱自己。鲍罗廷据其划分左中右派的理论概括出的“楔子策略”无从施展。他试图使用的那个“楔子”,似乎多少起过分裂国民党队伍的作用,但是“壮大”了的左派最后也站到共产国际的对立面。严格地说,国民党内,确如孙中山所说,只有急进派与稳健派之分而已。从这个角度便容易理解,共产国际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时何以屡屡失手,鲍罗廷的“楔子策略”何以从一开始就遇到反弹,到最后完全失灵。乃至被“选作”依靠或援助对象或左派或革命者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国际的期望值形成了南辕北辙的态势,共产国际设计的政权结构:以陈炯明为中心统一中国,孙吴联合政府,孙中山国民党与冯玉祥联合政府,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联合政府等,最后一个也没有成功。
  
  相反,一度得到援助和支持的人全部成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者。共产国际一度担心国民党会用莫斯科援助来反莫斯科,结果他们不幸言中。到1927年,共产国际输掉了这一盘棋。难怪美国历史学家BrabdtConrad几十年前就说这是“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至少本书囊括的年代是这样。
  
  第八,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领导人追求的是建立苏式党国制度,依苏俄红军模式建立党军制度,这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蒋介石实施的是孙中山“师俄之法”即学苏俄的“组织”和“方法”,建立起的是一个独裁政权,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政权模式。辛亥革命后出现的的国会,到蒋介石政权确立,连“名”也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灭亡早就出现了凶兆。后来中共高举民主、反蒋介石独裁的旗帜,争取到广大人民的拥护,20多年后掌握了政权。
  
  第九,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无法用“对”或“错”来界定某历史事件和人物,只能冷静剖析其背景。在这个方面,若要分析斯大林的指示,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予以注意,这就是,联共(布)党内斯大林派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之间的斗争在中国问题上的反映。胡汉民访问莫斯科时看到联共两派的斗争,有过不要把中国问题放在共产国际内来搞的想法,事实证明,中国问题确实成了斯大林与反对派斗争的主要因素之一。反对派就国民党问题对斯大林的指责有时切中要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得悉冯玉祥与蒋介石联手之后的“一切决议就又着意于寻求退路和避免再遭反对派的指责,以抚平党内对其路线的失败做出的反应。[1927年]6月的最后几个指令劝中国共产党寻求退路,不过同时还是重复旧有(土地革命等)的方针,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已经为后来莫斯科对武汉政府和中共领导的指责埋下了伏线。”   

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立者,几十年来,他被先后戴上了九顶帽子,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如今,这些帽子先后被一一摘掉,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将长期以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获得了学界普遍好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对此深以为然:“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党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镇室之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姚金果承担了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编写工作,之后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编写。
  
  姚金果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正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被共产国际束缚手脚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共蒙受巨大的损失。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即平均两天一个决议。莫斯科的指示像雪片似地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
  
  因为陈独秀鲜明倔强的个性,建党初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他说:“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马林必须参加中共领导机关的会议,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陈独秀对此很是不满,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加入共产国际,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陈独秀惟一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谁能保证共产国际的指挥永远正确呢?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掌握着绝对的军事力量,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团结其他党派,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一致革命的重要性。
  
  那么,国共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想法不一样。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提出与国民党以党外合作方式进行联盟,这样能保证党的独立性。
  
  但在马林的天平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量不一样。于是,马林将自己曾经在荷兰殖民地爪哇的成功经验搬到中国,他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
  
  马林不得不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求援。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返回中国。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对陈独秀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就这样,中共中央为尊重共产国际意见,不得不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是带着改造国民党的心态加入进来的。作为大才子,陈独秀在马林的鼓励下,坚决拿起了批评的武器,批评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重军事行动而轻视民众的痼疾,这令孙中山很不舒服。孙中山虽然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但他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计划在广州同孙中山国民党一道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共中央,只得再次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姚金果说。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妥协退让   
  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有三大罪证,一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三大罪证是怎么来的呢?姚金果说,这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上做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中概括的。
  
  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在姚金果看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完全无视中共中央的存在,在有关国共关系重大问题上大包大揽,一再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情绪日益增长,国共关系面临严峻考验。正值国民党二大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了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只能要求中共做出让步,不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这实际上是将中共推向‘在野党’位置,严重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既然这样,陈独秀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搅合在一起了。”姚金果说。
  
  1926年,蒋介石发动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由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正在中国了解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然而,布勃诺夫鉴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担心此事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国共破裂,由此带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于是,布勃诺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措施,撤回苏联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顾问。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些排共提案能够通过,与鲍罗廷有很大关系。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更加猖獗。在此种情况下,陈独秀再次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是,陈独秀也非常清醒地知道,什么时候和国民党分手,自己说了不算,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允许才行。
  
  虽然此时陈独秀曾有过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他对蒋介石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蒋介石尚未真正站到右派的立场。另外,他还有一层担心,就是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
  
  这个时候的陈独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与国民党分手。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这么做,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后来回忆说,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演讲称:“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
  
  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称,“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分裂,国民党的核心在向左转。”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对此,斯大林如何解释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奉命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
  
  “实际上,‘托派’是以联共(布)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但斯大林把它作为敌人来对待。”姚金果说。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学生王平一从苏联带回一些“托派”资料,其中有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看后,陈独秀思想受到很大触动,感觉找到了知音。
  
  陈独秀首先发现他在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意见上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中共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们(指共产国际)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陈独秀从思想上和感情上贴近了托洛茨基。
  
  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极其重要的一步。1929年9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姚金果分析:“陈独秀就是想在党内建立一个反对派,他自己的理解这仍是在中共党内的一个组织,来监督和批评中央错误决策的。”
  
  但在斯大林反“托派”斗争的大背景下,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自然不会有好结果。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致信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党内必须加强同右派的斗争……必须要么争取使他(指陈独秀)在彻底认错和接受党的路线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
  
  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劝告,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态度强硬地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政府并非国家”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曾经五进监狱,实践了他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在我看来,相比政治家、教育家的角色,陈独秀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即使在监狱里,他也在思考和写作。”姚金果说。
  
  1932年10月15日晚,陈独秀被以“危害民国罪”最后一次被捕。法庭上,审判长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陈独秀回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大律师章士钊为其辩护说:“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当章士钊辩护完毕,陈独秀立即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因为在陈独秀看来,章士钊的辩护词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合,且有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嫌。
  
  陈独秀晚年曾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这些话说明,陈独秀有着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则缺少了妥协和中庸的品质。”姚金果说。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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